随著新冠疫情逐渐趋於流感化，各国防疫态度也从严阵以待转向「与病毒共存」。国卫院深入分析二○二○至二○二二年间三十四个国家的防疫表现与「超额死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也显示，疫情初期政府果断采取严格防控措施，能带来长期益处，有效降低传播与死亡。研究成果已刊登於国际知名公共卫生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并获美国公卫学会选为精选文章，列入医疗与健康相关专业人士的职能教育课程。

国家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邹小蕙研究员与陈为坚副院长、邱弘毅所长与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郭书辰副研究员级主治医师共同合作，分析二○二○至二○二二年间三十四个国家的防疫表现与「超额死亡」之间的关系。超额死亡（excess mortality）是公共卫生上常用的一项指标，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实际死亡人数与近年来平均死亡人数的差异。用在评估COVID-19疫情的冲击时，超额死亡不仅包含因COVID-19直接致死的个案，也涵盖了因医疗系统过载、延迟就医或其他间接因素导致的死亡。有别於传统的确诊和死亡人数统计可能因各国检测能力与定义不同而存在漏报或误差，超额死亡能更全面地反映疫情对社会的危害。

国卫院研究团队与防疫专家之前已於二○二二年在国际期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一套有实证基础的「防疫指标」，涵盖政府政策、民众健康识能、身心健康与社会经济影响等十大面向，能更全面地评估各国防疫成效。「防疫指标」的总分越高，表示该国在十大面向的综合表现越好。此评估指标，目的在於呈现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时，也把对社会经济的伤害降至最低。本次研究则是选择有完整资料且横跨三年的三十四个国家，使用该「防疫指标」比较不同的防疫表现对於三年期间超额死亡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三十四国的平均超额死亡率在二○二○、二○二一、二○二二年分别为九%、十四%、十一%。其中，防疫指标分数高的国家相较於防疫指标分数低的国家，在二○二○年及二○二一年超额死亡率分别显著降低了五·七%和十二·九%（亦即每一千人中减少死亡五十七人或一二九人）。跨国研究结果也显示，疫情初期政府果断采取严格防控措施，能带来长期益处，有效降低传播与死亡。

台湾、纽西兰、日本、丹麦及澳洲的三年平均值皆低於五%，属於超额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台湾在二○二○年的超额死亡人数甚至呈现负值，二○二一年仅略高於纽西兰。在疫情初期，台湾即制定严格的防疫政策，不仅快速关闭边界、有完整的入境检疫措施，更有详尽的接触者追踪计画；而民众也主动配戴口罩，维持卫生习惯，减少非必要外出，让台湾在全球疫情肆虐下形成「全民防疫」的典范。

研究结果指出，强健的医疗保健系统与超额死亡率下降息息相关。除了疫情期间持续投入资源外，未来更应重视医护人员的需求，提升专业软实力，同时加强医疗科技等硬实力。慢性病患者（如糖尿病患者）在疫情期间往往是被忽视的族群，若常规医疗服务受到影响，将可能增加死亡风险。研究建议各国政府可加强相关防护措施与卫教，确保慢病患者在疫情中仍能获得持续的医疗照护。疫苗施打同样是降低超额死亡的关键。研究团队分析各国经验发现，若要从严格防疫措施逐步转向「与病毒共存」，必须在高疫苗覆盖率的前提下才较为安全；尤其对於高龄化国家，更需在解封前制定专属策略，否则当疫情再度爆发时，易感族群将承受更高死亡风险。

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在超额死亡控制上普遍表现较佳，显示财政资源充足能带来较完善的防疫支援。建议各国政府可规划专属防疫基金，以降低疫情对社会与经济的长远损害。後疫情时代仍不可松懈，应将「防疫韧性」做为未来重要的投资，强化医疗量能、培育医护与公卫人才，并持续落实个人卫生，为下一次可能出现的新兴传染病做好准备。